1939年深秋，在山东博山这片抗日的热土上，泷泉支部扎根于城区，以王玉林为首的地下党员们以私塾为掩护开展革命工作。然而，一本《论持久战》的意外暴露，使得王玉林不得不离开博城，转而投身县独立营继续斗争。1942年夏天，当支部成员正密谋除掉一名臭名昭著的汉奸时，一场意想不到的灾难降临了——独立营营长孙黎叛变投敌，导致整个行动暴露。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，日军宪兵包围了秘密会议地点，而这仅仅是噩梦的开始。此后不久，包括吴树声在内的多名地下党员相继被捕，被关进了日军宪兵队的监狱。在铁窗之内，革命者们用坚强的意志对抗着敌人的摧残，而令人费解的是，一些神秘的援助竟在这绝境中悄然出现。
1939年的冬天，博山城笼罩在日军铁蹄的阴影之下。在博山县委书记张敬焘的指示下，王玉林在城区组建了泷泉党小组，开启了这片土地上的地下革命斗争。
泷泉党小组的成立为博山城的抗日工作注入了新的力量。到了1940年秋天，在博山县委的决定下，泷泉党小组正式升格为泷泉支部。
支部的组织架构逐渐完善，王玉林担任书记，张敬璞担任组织委员，张益洲担任宣传委员。崔纪富和郑桂祯分别担任交通员和地委交通员，建立起了一个完整的地下工作网络。
王玉林一家在博山城开了一间店铺，他就地取材，在店里开办了一个私塾。这个私塾不仅成为培养革命后备力量的基地，更是地下工作的重要联络点。
为了掩护地下工作，王玉林经常往返于城东到城西的日军宪兵队之间送店簿。他巧妙地利用这个机会，将党的宣传材料传递给吴树声。
吴树声也经常以帮助教学为由来到王家私塾。两人借着交流教学心得的机会，实则在传递前线消息，讨论工作任务。
不料这年冬天，一本被王玉林借出去的《论持久战》落入敌人手中。日军顺藤摸瓜，开始对王玉林展开搜捕。
关键时刻，王玉林抢先一步离开博城，临行前他做出两个重要安排：由张益洲负责泷泉支部工作，吴树声代管私塾并继续教学。
吴树声接过了这个重要的革命阵地。他的到来引起了汉奸和特务的注意，但他们并不知道，这个年轻的教师将成为博山城地下革命的重要力量。
王玉林被迫离开博城后，吴树声继续在私塾教书。日军宪兵和翻译经常突然造访私塾，给工作带来极大危险。为了躲避敌人的监视，吴树声决定将私塾迁址。
在当地热心人士和学生家长的帮助下，私塾搬到了大街后地，并改名为＂大街镇立后地小学＂。这个新的革命阵地为地下工作提供了更为安全的环境。
1941年，一个重要的机会来临。博山县委派驻县独立营的特派员王玉林来到山头镇，在王玉林姐姐的茅屋里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。
会议上，王玉林宣布了重要决定：吴树声等四位正式加入中国，任何一个人都被赋予了化名。从此，吴树声的化名为＂化民＂。
在同一次会议上，王玉林向全体7名党员宣布了另一个重大决定：泷泉小组正式升格为泷泉支部。这标志着博山地区地下革命工作进入了新阶段。
泷泉支部的第一次大会选在大街镇立后地小学召开。根据县委指示，会议讨论了三项重要任务：怎么样开展群众宣传、怎么样发展组织、如何动员知识青年参军和调查敌伪活动。
吴树声接到的第一个地下工作任务来自张敬焘。他带着一封给光永济的信，在深夜拜访了光家，将信交给一位自称是他妹妹的青年女子。
这次任务建立起了与光永济的联系。此后，光永济经常以帮助教学为名来到学校，与吴树声商议青年参军的事宜。
很快，在光永济的动员下，赵怡和孙杰两名女青年决定参军。交通员郑桂祯负责护送她们前往根据地。
这次行动意义重大。如果行动稍有延误，赵怡就会被一个伪军官强行占为妾室。通过这次成功的营救行动，泷泉支部不仅挽救了革命，也为革命力量增添了新的战士。
这些青年的成功参军，引起了县青救会会长老谢的注意。他通过交通员谢代言，邀请党组织派员前往乐疃接头。
张敬璞和吴树声与老谢的会面持续了四个小时。老谢传达了县委对敌占区青救会的重要指示：＂长期隐蔽，积极工作，小小雨点，积少成多，水滴石穿。＂
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，吴树声调入博山县立考院小学任教。这所学校的教师几乎都是年轻人，吴树声通过组织文艺和体育活动，成功建立起了与教师学生的联系网络。
在博山县立考院小学，张益洲经常到学校参加篮球活动。一天放学后，他悄悄告诉吴树声，上级要求绘制一张王文泗住处的地图。
这个王文泗是当地的伪警察所长，上任以来无恶不作，早已被列入革命者的清算名单中。这次行动的关键是要掌握他的住处细节。
吴树声得知房东蒋劭行就是负责此事的。放完球后，两人立即前往蒋劭行家中，向他布置了这项任务。
蒋劭行达成目标的速度和质量都超出预期。很快，一份详细的地图通过交通员郑桂祯，送到了县委特派员王玉林和独立营营长孙黎手中。
王玉林决定亲自进城，进一步了解伪警察所长的情况，并安排地下工作者做内应。营长孙黎对这个计划表示完全赞同。
谁能想到，这个曾经带领战士炸毁敌人神头发电厂的独立营营长，已经暗中投靠了日军宪兵队。他表面上全力支持行动，实则早已向敌人告密。
在一个漆黑的夜晚，王玉林在昏暗的灯光下召开秘密会议。蒋劭行详细汇报了王文泗的日常活动规律，王玉林则布置了具体的行动计划。
就在会议即将结束时，王玉林的母亲匆忙闯入，报告说日军的脚步声已经传到了胡同口。这时，敌人的包围圈已经形成。
王玉林立即下令解散会议，命令们迅速撤离。在其他的帮助下，他们用麻绳将王玉林送下城墙，暂时躲过了这次突袭。
日军闯入王家店时，革命者们已经安全撤离。很长一段时间，博山城的地下工作者们一直在探讨这次会议暴露的原因，但始终找不到答案。
这次行动的失败，让地下党组织遭受重创。不仅除奸计划功亏一篑，更重要的是暴露了地下工作者的身份，为后来大规模的逮捕行动埋下了伏笔。
孙黎的叛变，也给革命组织提出了严峻的警示：敌人的渗透无处不在，革命工作必须更加谨慎。这个教训，最终以多名被捕的惨痛代价得到了证实。
1942年夏天，博山城笼罩在闷热的空气中。在县立考院小学的办公室内，几名年轻教师为了避暑选择夜宿学校。
黎明时分，日军宪兵和一名陌生人突然闯入办公室，点名要带走吴树声。当吴树声看到门口站着的日军军官和两名宪兵时，已经明白发生了什么。
宪兵们将吴树声押回家中，整个家被日军控制。他们翻箱倒柜，搜走了大量照片和书籍，在房门上加封后带走了吴树声。
在前往宪兵队的路上，他们经过义泰煤矿。吴树声看到几名宪兵正在殴打一名矿工，所幸那人不是他担心的蒋劭行。
抵达宪兵队后，一个更加令人震惊的场景出现了。他看到自己的战友们被麻绳捆绑：张敬璞、薛希正、赵彝庐、李家春、翟绪荣，还有年轻的青救会员赵得生。
敌人搜走了所有人的腰带和鞋子，将他们关进了三号监房。这些革命者用眼神互相鼓励，面对严刑拷打从始至终坚持斗争。
夜幕降临时，二号监房传来了郑桂祯的声音。他告诉薛希正，整个行动是被孙黎出卖的，并建议我们大家统一口径：承认自己，不牵连他人。
在监狱里，一些令人费解的事情接连发生。有人偷偷送来了赵彝庐和赵得生的衣服，口袋里还藏着仁丹和万金油。
更让人意外的是，竟然有人冒着生命危险，将一桶热腾腾的大米干饭送到监房门前。在一个深夜，还有人在窗外喊话，询问他们要什么。
按照吴树声的要求，第二天一支铅笔神秘地出现在厕所里。这些援助显然不是家人们能做到的，背后另有隐情。
直到多年以后，吴树声才得知当时宪兵队中确实有地下党员在活动。这些暗中提供帮助的，有的可能已牺牲，有的或许还在继续战斗。
就像郑桂祯在狱中所说的那样，虽然他没看到新中国的诞生，但他和所有革命者的鲜血，都已经融入了那面鲜红的五星红旗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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